明代保密文化漫談

縱覽中華上下五千年，在浩如煙海的歷史長河中，明代從不是最亮的那點星云。談及明朝，廠衛掀起的波云詭譎似乎更符合大眾的普遍印象，飛魚服繡春刀也已然成為大眾眼中明朝的時代“標配”。然而，作為中國古代史上最后一個由漢族建立的大一統王朝，傳承十二世、歷經十六帝的明朝顯然不止于此。較之以往，更高度的中央集權、強盛繁榮的政治經濟文化才是明朝在歷史中的本來面目�；厮輾v史，保密制度作為政治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，在此時期也有了更長足的發展。

總體來看，明代的保密思想大多仍是對以往的承繼，即仍然側重對于軍事、政治決策及皇帝言行保密，但是其內容已更加趨向于成熟和完善。同時，時人開始對保密本身進行反思，其中最為突出的便是“保密適度理論”的進一步發展。比如，明代兵書《兵法百言》曾提出，作為軍事統帥，應當根據具體對象，“秘其所當秘，而不可秘其所不當秘”。無獨有偶，借由一樁當時朝廷的不當保密事件，明代政治家左懋第從利益衡量的角度（如果保密利大于弊，則應當保密；反之，則應當公開）出發，提出了“保密適當理論”，即不同事項應該有不同的保密政策，正所謂“有必當密者，有不可密者，有可密于事先而不必密于事后者，有當密于今日而不必密于明日者”。具體而言，就是對于密件應當根據其具體內容和性質采取不同的保密政策。例如，左懋第在呈上的奏章中談到，軍事行動關系重大，必須秘密行事，故而應當確保機密（即有必當密者）；地方叛亂或者社會動亂情形，則應當及時公開，以便朝野共謀對策，此舉有利于消除各種謠言（有不可密者）；對于有關戰爭和叛亂的對策，在采取行動之前應當保密，以防敵人知曉；但一旦戰爭結束，則應當公開，讓公眾知曉誰為國家立功，也為以后積累經驗（可密于事先而不必密于事后）。而逮捕罪犯之事，如不保密將使犯人逃遁，但一旦捕獲或者正法，則應公之于眾，使其罪行暴露于天下（當密于今日而不必密于明日）……凡此種種，皆為“保密適度”。

與此同時，保密思想作為保密文化的靈魂，始終以保密制度為載體，借由保密制度貫穿王朝統治。對于明代而言，保密制度則先要從其官制講起。明代的官制跟以往有很大不同，為了加強君主專制統治，明朝采取了一系列整頓官制的措施：廢丞相，權分六部、設置內閣、設立廠衛特務機構并直接由皇帝控制、在地方廢除行省，設三司如此種種。最終，朱明朝廷形成了一張自上而下縱橫交錯的嚴密網絡。保密思想則以此為基石，構筑起較之前朝更加完善的保密制度。

談及明代的保密制度，有兩項不可不提。

其一，即密疏制度。密疏，顧名思義即保密的文書，是明代百官直接上呈給皇帝的秘密文書，它具有直達御前由皇帝親批、不假他人之手、高度保密等特點，從其謄錄、進呈到最后的批出，都有相應的嚴格保密措施。較之普通奏本的進呈，經通政司轉呈、文書房備案、皇帝御覽、內閣票擬、皇帝批紅和六科抄出等繁冗程序，遲緩遷延不提，還極易泄密，密疏制度便彌補了此中缺陷。密疏之密主要在兩方面，一方面為其內容只有上密疏者與皇帝知曉，另一方面則是它的上呈渠道、處理方式有相應的保密措施，不同于一般章奏。

首先，在書寫與謄錄過程中，即上呈密疏的第一環節，大多要求由進密疏者本人親自執筆。這一點不僅是朝臣出于保密的自覺堅持，同時也是明代皇帝的要求。在《典故繼聞》中記載了這樣一段故事：弘治十二年(1499年)，閣臣進密疏出現令人代書導致泄密之事，皇帝因此下諭內閣“今后凡有擬票文書，卿等自行書封密進，不許令人代寫”。其次，便是在呈遞過程中，此時的保密則主要依靠上呈渠道與律例予以規范。明初密疏的進呈主要采取直接送到通政司，而后由其轉呈御前的方式。此后，加入了文淵閣印的應用。文淵閣印賦予親信重臣以密疏言事、章疏直達御前的特殊權力，“自宣德中特賜，凡機密文字鈐封進呈，至御前開拆”“上有密旨，則用御前之寶封示，下有章疏，則用文淵閣印封進，直至御前開拆”，即密旨和章疏必須在御前密封和開拆。這一方法后來為清朝所沿用。到了明后期，針對傳遞過程中的保密問題又有了新的措施，如崇禎年間，給密疏的外封加鎖或特制匣具等方法。

同時，為了威懾官吏并以示懲戒，《大明律》對于在傳遞過程中泄密、毀損文書的懲罰也加以明確，如“若私開官司文書泥封看視者，杖六十”“凡輔兵遞送公文，若磨擦及破壞封皮，不動原封者……罪止杖六十。若損壞公文者……罪止杖一百……”等等。就實際效果而言，上述舉措均發揮了應有之效，因此，明人陸容評價說:“洪武、永樂年間，實封皆自御前開拆，故奸臣有事即露，無幸免者�！�

其二為明代特有的東、西廠和錦衣衛等特務機構，這些機構由皇帝直接控制，主要負責監視朝廷官吏、內宮嬪妃和皇子的言行，擁有直接偵察、緝捕、審訊的大權。因此一旦發生泄密行為，追查行動迅速展開，人人戒懼從而知謹慎。同時，這些特務機構的設立也空前強化了君主專制統治。廠衛制度成為皇帝控制朝廷的有效工具，在保密與追查泄密中，對于朝廷百官起到了重要的震懾作用，但是在明代中后期也引發了宦官專權等流弊。

此外，作為對前朝保密制度的繼承，明代的保密制度也保留了諸如泄露大事罪、“秘書”“國史”等保密政策以及科舉考試糊名謄錄制度等。凡此種種，交融匯聚，最終形成了明代保密文化，及至清朝，成為中國古代保密文化發展之巔峰。

（轉載自《保密工作》雜志2021年第1期）